文/文史道
1984年10月1日，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。
在建国35周年的阅兵式上，80岁高龄的邓公脸上挂着微笑，向战士们挥手致意。
但没有人知道的是，在邓公微笑的背后，内心却充满了忧虑。
在他看来，接下来新中国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，庞大的军队体系过于冗繁，内耗较大，根本不利于接下来的经济建设。
1984年阅兵后一个月，即1984年11月1日，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座谈上，邓公深思熟虑很久，终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
大裁军。
他总结性地说道：
“这次阅兵，国内外反映很好。要说有个缺陷，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，本身就是个缺陷。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，还是我来得罪吧”。
裁军的“有的放矢”
上世纪60年代，为了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，尤其是我国在完成抗美援朝的对美做战后，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。
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我军总员额增加到了610万左右，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。
要知道军队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，当时我国的国力还比较弱，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不仅老百姓需要节衣缩食，国家也不能余出过多的资金用于建设。
正是基于此，1975年，邓公在一次军队整顿工作中，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当时的部队存在着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的问题。
而一切问题的解决，要从“消肿”切入。
为此，从1981年到1984年，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公，顶着各方面的压力，硬是将军队从610万裁到了400万。
但是，400万的规模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，依然不堪重负，邓公依然不太满意。
当时邓公纵观全局、审时度势，科学的分析后认为，和平与发展才是当时世界的两大主题。
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。
为此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养那么多的军队，也没有必要像此前那般为了对战殚精竭虑。
在邓公看来，当时要打世界大战，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，一个是苏联，一个是美国，但那两个国家都还不敢打。
核心的原因有四个：
1、苏、美两家虽然子弹多，常规武器也多，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，甚至还在进行军备竞赛，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。
2、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，但都受到了挫折，且相互制约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3、全世界的人民都不支持战争，包括美国人民、苏联人民也是反对战争的，并没有大战的基础和先决条件。
4、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，经济、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。
在那种形势下，无论美国、苏联、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，为此，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。
裁军后的“现代化建设”
正是基于以上考量，1985年6月4日，诸多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。
在会议上，邓公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，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定：
裁军100万。
要知道，裁军100万人，约占当时我国军队人数的1/4。
裁军100万人，对我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的“立体振荡”，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。
当时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，争论不休之时，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一时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。
后来，国外舆论一致认为，我国的这一做法，要完成裁军100万，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不过是一种姿态，一个口号罢了。
但没过多久，那些舆论都被“打脸了”。
1987年4月4日，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，当时我国代表徐信正式宣布：
“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！裁减员额100万后，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！”
事实证明，邓公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，英明的。
通过精兵简政，国家有效减少了不必要的军事开支，从而得以将更为丰厚的资源调配至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领域。
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攀升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得到了充分的资金保障。使得我军在装备水平、作战能力等多个方面均实现了质的飞跃。
他敢于直面军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勇于承担改革所带来的责任与挑战，以身作则地推动了那场深刻而必要的变革。
他甚至以敢于“得罪人”的精神，助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。
他也深知，一旦改革，势必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，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他还是面对了一切可能得挑战。
他的功绩是伟大的，值得我们深切致敬。任历史再过百年，邓公伟业仍旧熠熠生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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